张钊贻：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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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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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钊贻，澳洲昆士兰大学教授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原载/《文史哲》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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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鲁迅一般是指夸大鲁迅的革命思想和跟共产党的关系，有歪曲和利用的涵义。冯雪峰对鲁迅研究有公认的贡献，同时也被指“神话”鲁迅。冯雪峰“神话”鲁迅，抵制了“左联”内部反对鲁迅的力量，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维护了鲁迅这面即将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进步文化的旗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将鲁迅研究建设成显学，保卫了鲁迅的真思想精神。尽管任何“神化”都应该反对，但如果没有冯雪峰“神化”鲁迅，新中国精神文化恐怕就没有鲁迅，这将是莫大的损失。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
所谓“神化”，是把并非“神”的“化”成“神”，具有歪曲和利用的涵义。而所谓“神化”鲁迅，大约是指夸大鲁迅思想和作品的革命性，夸大鲁迅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由此而夸大鲁迅的正确性。曹聚仁和茅盾在批评“神化”鲁迅时都点名批评冯雪峰。
冯雪峰是鲁迅和共产党的桥梁。他首先是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桥梁，也在鲁迅与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搭建桥梁。柔石和瞿秋白牺牲后，中共内部推崇鲁迅而又能够对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有深刻了解的人，只有冯雪峰。由于冯在左翼文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对他的倚重，以及他跟毛泽东一段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所树立的鲁迅比瞿秋白的文章在中共内部更有影响力。《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三家”的评价，显然并非仅只表达毛泽东个人的观点，而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其中应该有冯雪峰的贡献。
“左联”成立之初，代表“鲁迅方面”的仅占人数的四分之一。多数人其实对鲁迅颇不以为然。为了树立鲁迅的领袖地位，冯雪峰做了大量工作，使鲁迅在政治上更符合党的路线政策。同时，冯雪峰也着意营造鲁迅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
冯雪峰
然而，至少在1937年之前，大概由于冯雪峰熟悉上海文坛，以及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加上他在长征中的表现，中共领导层对他甚为信任，也明显重视及采纳他的意见。换言之，中共领导层对“左翼”文化界及鲁迅的态度，主要是以冯雪峰的意见为决策的依据。当冯雪峰回到上海，发生“国防文学”的论争，情况便逐步产生变化。
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前者是周扬等人依据《八一宣言》提出。然而，如果我们认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于《八一宣言》，就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中共在“九·一八”后便已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虽与《八一宣言》并非完全一致；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面对风云变换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实际上还经过不同阶段的调整，并非一成不变。
《八一宣言》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即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精神其实已经形成，而“民族革命战争”则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主要组成部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反蒋抗日”开始，因为“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主义”被认为是卖国行为。瓦窑堡会议后，统一战线政策还经历了“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期间有短暂“拥蒋抗日”），以及“皖南事变”后不公开的“反蒋抗日”等阶段和变化。由于政治情势的急速变化，对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掌握，有时中共领导层本身也来不及达到一致的认识。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八一宣言》中称“南京卖国政府”并把蒋介石列为“卖国贼”，可见宣言实际上还是号召“反蒋抗日”。而冯雪峰奉命回上海，时间上属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折阶段。鲁迅逝世前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属于“反蒋抗日”的阶段。
“两个口号”的论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概括成“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从冯雪峰等当初提出新口号的目的，以及当时中共政策演变的过程看，所谓“路线斗争”不符合历史事实。要了解论争的实质，我们应该先分析冯雪峰当时面对的问题。
1936年，冯雪峰带着“反蒋抗日”的政策指示到上海，鲁迅一见到他便表达了对周扬等人的强烈不满。就在冯到上海的前一天，鲁迅拒绝加入周扬等发起的作家协会。冯雪峰是希望他参加的，但劝说无效。冯开头以为鲁迅对中共新政策不理解，于是向鲁迅传达和解释，但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新政策。过了两天，冯雪峰便和胡风、鲁迅商量提出新口号。
鲁 迅
左翼作家中不喜欢“国防文学”口号的人不只鲁迅，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口号呢？楼适夷说“国防”使人联想到国民党政权，引起“生理的厌恶”。事实上，《八一宣言》发起成立“国防政府”，并非共产国际或王明的发明，“九·一八”后“国家主义派与新月人权派”就提了出来。当然，国家主义派等提倡的是国民党政府领导、各地方势力和政治团体一概俯首称臣的“国防政府”，而《八一宣言》则是要联合除卖国的国民政府以外所有抗日力量的“国防政府”，而且中共要成为主导的力量。然而在没有解释清楚也未有实践表明的情况下，楼适夷他们对此产生“生理的厌恶”，并不奇怪。而且“国防文学”口号本身也确有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本来也可以通过论争来处理，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呢？
冯雪峰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阶级立场，“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来”，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冯对上海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传达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是要考虑左翼作家的问题。当然，他也要“附带管一管”。在管一管后，却发现鲁迅的处境不妙。“左联”已经解散，鲁迅又拒绝与周扬他们合作，被周扬们指责为破坏联合战线，考虑“休息”或者另起炉灶。他自然首先要稳住鲁迅，改变鲁迅左翼文坛领袖岌岌可危的地位，于是与鲁迅商量，提出一个他可以接受的口号，也就是设法重新树立遭到周扬他们排斥、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这面旗帜。也可以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新口号是冯雪峰为了保住鲁迅这面左翼文化的旗帜而向鲁迅作的妥协。
正因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临时想出来的，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例如口号中的“大众”，原来在左翼文坛有特指“工农”的含义，但冯雪峰和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并没有及时作出扩大内容的解释，以至让周扬在编者附记抓住这点，到后来才在答徐懋庸信中补充解释。文中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又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等等”。虽然对象和目的都说得很清楚，是左翼文学运动在抗日联合战线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即后来所谓“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然而胡风提出新口号后，“国防文学”派已认为有人要来争“正统”，冯雪峰和鲁迅没有像后来那样强调两个口号并存，而说成是“总的口号”下“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不能不认为是给对方火上浇油。支持“国防文学”的郭沫若就认为鲁迅他们当初是要以新口号取代旧口号，后来才说并存，语含讥讽。
然而，冯雪峰以为鲁迅“不太明了”新政策，并非事实。查1935年时，邓洁早已在冯雪峰之前向鲁迅传达了《八一宣言》的抗日统一战线新政策，但显然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既提出新口号，冯雪峰看来也没能说服鲁迅。
1936年茅盾向鲁迅转达夏衍他们对解散“左联”的解释，说解散并非取消左翼的领导，因为有夏衍他们在新组织里面当“核心”，鲁迅“笑了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实际上，鲁迅认为周扬他们是借联合战线招降纳叛，意图当官。这些才是鲁迅不打算加入“联合战线”的关键原因。
冯雪峰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也没有能说服鲁迅。冯雪峰对“左联”解散的认识和立场，跟萧三和邓洁应该是一致的，即明白“左联”之类的群众组织旗帜太过鲜明，不符合当时统一战线的策略。据王学文回忆，冯雪峰要解散救国会里的党团，没有进行说服和解释，让他们意见很大。冯雪峰的做法似乎跟鲁迅所批评的周扬解散“左联”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冯雪峰这样做看来有他的原因，王学文他们并不知道——冯雪峰当时也不可能让他们知道，共产党对救国会的工作已经更隐蔽，已由一位秘密党员胡愈之负责，也就是夏衍所谓在新组织里面有他们当“核心”。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执行解散“左联”的是冯雪峰而不是周扬等，鲁迅的态度会怎么样？
鲁迅并非不了解“左联”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很严重，还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不单是关在门外，周扬他们还要把鲁迅推向敌对的阵营。在冯雪峰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后，社会上就有流言说鲁迅是托派。这是冯雪峰代笔的两篇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背景。这两篇文章由茅盾分别发给“两个口号”支持者的刊物，希望双方同时刊登，表现团结。然而，周扬他们刊登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时加编者附记，说托派反对“国防文学”，又拒绝刊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显然要把鲁迅推向托派。
周 扬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是否真正代表鲁迅的想法和态度，有研究者表示怀疑。鲁迅也许不满冯雪峰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一些说法，但鲁迅病逝前没有进行丝毫修改，信中脱离现实的“高超”批评，也是鲁迅早前对托洛茨基“过于理想”的观感，恐怕不好完全否定冯雪峰所谓“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成”。而且，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写作分工来看，政策部分出自冯雪峰，鲁迅没有大改，可见在政治问题上，鲁迅还是依从冯、信任冯的。
回到“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由于冯雪峰后来的抉择和遭遇，受到了不少指责和质疑，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正确性或合理性，引用毛泽东并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诚然提过文艺要“使合于国防的利用”，但他随后所说的两套办法，实际上是批评国民政府，表明“国防性的政府”还没有实现，还是“反蒋抗日”或“逼蒋抗日”的话语。而且那是周扬等人去了延安后的事情。毛泽东在1936年“文协”成立大会上讲话时说过“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跟鲁迅他们的口号是一致的。
两个口号其实都是王明提出的，都有中央文件依据。如果因此认为“两个口号”论争“可以看作是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周扬、夏衍这些党的干部，当然紧跟着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而转变，而鲁迅，却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恐怕就值得商榷。首先，这并非王明的意思。王明要说明的是两个口号“没有根本的原则的差别”，主旨其实在批判“文革”期间把“两个口号”的论争解释为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口号”的论争并非敌我斗争，这也正是冯雪峰设法维护两边团结的意图。其次，“民族革命战争”用的是“民族”而非“工农”，已不是阶级斗争话语。当然，它还是反帝和反国民党的。这是否就是“带有‘左’的痕迹”的地方？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国防文学”提倡者的主张究竟是什么？“联蒋抗日”？跟着《八一宣言》所指责的卖国政府去抗日？不是很清楚。中共当初提出这个口号，其实内部存在疑虑，因为民族主义原来是国民党反共意识形态和旗帜，只因“九·一八”事变而逐渐破产。然而，1931和1932年间所谓的统一战线，其实只有“下层统一战线”，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1933年开始情况逐渐变化，中共已注意到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也考虑到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没有改变民族革命战争的提法。1934年，中共就提出“最低限度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指示广大群众如何实际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步骤⋯⋯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可见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统一战线是一致的。
随着国民政府热衷“先安内，后攘外”，引起全国普遍不满，中国共产党于是拟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个“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提出“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其中“武装自卫委员会”其实已具有“国防政府”的雏型。对照《纲领》，仍然是主张“反蒋抗日”的《八一宣言》，其实并无太多新东西。宣言虽发起成立“国防政府”，但所谓“国”并非国民政府的“国”，而是统一战线产生出来的“国”，执行起来，实质上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范畴。1936年，张闻天署名发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讨蒋抗日”，就同时使用“国防政府”一词。而召集抗日救国代表会成立国防政府，实际上又是“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所以，王明说两个口号“没有根本的原则的差别”，至少在鲁迅逝世前的“反蒋抗日”阶段而言，是符合事实的。更何况，冯雪峰和鲁迅已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只是“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并非面向所有作家的统一战线的文学主张。它的确是“狭窄”的、“左”的，但它的提出，是为了使原来“左”的变成统一战线的，而不是为了保持“左”而抵制统一战线。而且，他们对两个口号又主张并存。提出这样的新口号，既符合党的路线政策，又得到鲁迅的认同；既维护了鲁迅代表进步文艺界这面旗帜，又纠正联合战线偏离“反蒋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误解。在当时的情势下，恐怕也是冯雪峰的最佳选择。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对于冯雪峰他们提出的新口号是否恰当，这个问题本身值得思考。“国防文学”提出期间，其实也有人提过另一些。周扬他们对这些口号并不介意。“国防文学”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这个口号，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口号是党提出来的。一部分人如郭沫若，当初还有抗拒，后来认为周扬他们代表党，才支持起来。所以“国防文学”也是周扬他们作为党的代表的旗帜，这面旗帜使他们能够把相当一部分人团结在他们周围。冯雪峰他们提出新口号，情况跟别的口号提倡者不同。因为冯雪峰被视为“中央特派员”，而鲁迅还是左翼文坛的精神领袖，与周扬闹矛盾的胡风也在这一边，他们提出新口号有挑战周扬等正统权威地位的意味和效果，是很明显的。如果周扬他们坚持排斥鲁迅，新口号影响力的增强就等同周扬他们影响力的减弱。而影响力就是权力。其实，从党的立场看，在一个历史新阶段，连中共领导层也正在设法适应新形势，新口号的提出和论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例如远在天津的刘少奇就认为如此，他就赞同鲁迅和冯雪峰的新口号。
夏衍称，他曾要求冯雪峰就“两个口号”论争向中央请示一下，但论争持续，夏衍认为冯是“不管”了。不过，如果认为冯雪峰没有向中央请示汇报，恐怕并非事实。证据就是1936年7月张闻天和周恩来给冯雪峰的复信。回复开宗明义指出，中国革命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如果冯雪峰的三封信都没有“请示”“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那原因大概是没有必要了罢。
“两个口号”论争到了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可以说告一段落。冯雪峰虽无法完全令文艺界团结起来，但他至少保住了鲁迅这面旗帜，并使鲁迅更靠近党，而不是把鲁迅排斥出去。
冯雪峰对鲁迅的评价虽然一度是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所依赖的信息来源，但中共当时看来还没有确定对鲁迅的态度。毛泽东在1936年写信给七十位学界领袖阐述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其中有郭沫若和茅盾，但没有鲁迅。鲁迅逝世后的一连串事件，使冯雪峰“请假”离开战斗岗位，他“神化”鲁迅对中共的直接影响，也可以说告一段落。
1937年后冯雪峰离开岗位，不再受中共重用，过程和原因不是太清楚。据胡愈之回忆，1937年7月间，冯雪峰参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合作，与博古吵翻，认为“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跑回上海“不干了”。冯雪峰1936年便受命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还同张子华一道在上海联系国民党做工作，肯定知道“联蒋抗日”的新方针。为什么会跟博古冲突，实在费解，而且发生在上庐山途中，未谈判就说是投降，也未免愤慨得不合情理。张闻天8月要冯回延安“讨论时局问题”，但冯没有去。张闻天9月后的电报还多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上海所有来人没有一个满意他的”，这跟1936年7月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函电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冯雪峰的肯定，形成鲜明的对比。张闻天所谓的“时局”，自然是统一战线的问题，冯雪峰对“时局问题”有看法，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上海来人”可能使矛盾进一步加深。
1936年9月潘汉年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但到了1937年8月两人关系有点紧张，很少找对方，以致冯手头的一些工作都移交给新成立的江苏省委，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据胡愈之说，他把吵架一事告诉了潘汉年，潘非常气愤，似乎指潘汉年跟博古立场一致，事实并非如此。同年9月，潘汉年给中央电报，谓听了冯雪峰转达博古对他的批评，表示不服。而博古对他的批评，是针对他对国民党抗日可能性估计不足，对联合国民党抗日方针发生动摇。据此，冯雪峰和潘汉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不会有太大分歧，但他们的矛盾却与“上海来人”有关。
涉及冯雪峰的“上海来人”至少有两批，但关系到“两个口号”论争的是第二批。周恩来在上庐山前指示刘晓重建上海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分类，一类送延安。第二批“上海来人”是重建工作的一部分，由潘汉年经手。1937年6月潘汉年与夏衍详谈，在9月跟周扬谈话后把周扬、李初梨、周立波等十二人送去延安，周扬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这一批自然也不会说冯雪峰好话。潘汉年和冯雪峰有矛盾是很明显的，他们之间主要不是观点冲突，而是人事矛盾，即他所谓“对组织有些意见”，但冯雪峰也的确对“时局”有他的看法。
据楼适夷回忆，1937年冯雪峰告诉他：“他们有些人，一心要当国民党的新官了，我可不干，还是回老家。”冯雪峰“请假”回义乌，其中原因包含对中共政策的意见，应该没有疑问，可以令人怀疑冯的政策水平。但把他1937年的认识和态度往上推演，恐怕也不符合事实。不过，把“联合战线”看成迎合了一些人想当官的这个看法，其实有鲁迅的影响在。
冯雪峰“请假”后，他的“神化”鲁迅虽告一段落，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影响已经产生一定的效果。毛泽东在1937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讲话，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就是证明。但毛泽东的讲话没有立即发表，很可能是时任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从中阻挠，表明中共内部早就有人不满“神化”鲁迅。但毛泽东属于例外。然而，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跟冯雪峰有很大的分歧。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高度赞扬鲁迅，但鲁迅的文艺观，跟毛泽东在《讲话》中表达的意见，明显有不一致的地方，比较突出的是杂文问题。杂文问题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些更根本的分歧，即以文艺改造国民性这个鲁迅“文学运动”的传统。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的核心思想之一。毛泽东虽也说人民大众有缺点应该克服，但认为工农比知识分子“干净”，那么作家又有什么资格去改造人民大众的“国民性”呢？在毛泽东看来，鲁迅他们“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所以知识分子需要先跟工农“打成一片”，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才能够为工农服务。而所谓“改造”，包括所谓鲁迅的“转变”，就是要“投降共产党，”要在思想上“完全缴械”。也就是取消个性、独立性，亦即作家的灵魂。
也许是在座谈会上看到“鲁门弟子”的表现，《新民主主义论》那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座谈会后便逐步改变。1949年周扬指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讲话》的方向自然也代表党领导下“鲁总司令”的方向，但这个“鲁总司令”恐怕并非完全是以鲁迅著作文本为依据的，而以鲁迅著作文本为依据的方向，恐怕在一些人眼里，却是“错误的方向”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民主主义论》那句话，更遭译成“鲁迅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道路”，显然是以前“左联”中反对鲁迅的言论，即“不必重复”的“已经过去了的路”的翻版。如果冯雪峰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鲁迅评价的产生真的起过作用，这句话翻译的篡改，可以说是他“神化”鲁迅努力的彻底否定。
《新民主主义论》
1946年，毛泽东对冯雪峰已表现不满。1951−1952年间，毛泽东多次对胡乔木表达了对冯的不满。1954年冯雪峰在转载批判俞平伯的稿件上加上《编者按》，受到批评，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书上批注，要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去批判他。1955年，毛泽东在听周扬汇报批判胡风计划，周扬说冯雪峰因《文艺报》受批评心里很痛苦，毛泽东答：“我就是要他痛苦！”1957年冯雪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出党。1962年统战部曾几次提出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未获同意。不过，中国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毛泽东看到消息后非常震怒：“此事……性质可谓猖狂之至。”
“文革”期间，由于周扬等遭到批判，冯雪峰成了整人者挖掘材料的宝藏。尽管冯雪峰与周扬等有历史恩怨，但他还是尽可能实事求是地交待事情原委，为真实的鲁迅留下宝贵的资料。这是他“神化”鲁迅的最后努力，也是他抵制另一种“神化”鲁迅的最后努力。
中共内部及左翼阵营中存在与鲁迅相反的态度，冯雪峰“神化”鲁迅，对景仰鲁迅的人们，自然是很大的支持。
冯雪峰“神化”鲁迅，无论是对中共革命事业本身，还是对中国思想、精神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功绩。就以“两个口号”论争为例，撇开鲁迅与冯雪峰对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是否准确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质疑冯雪峰提出新口号是否符合当时中共政策，实际上是质疑冯是否应该维护鲁迅作为进步文艺界盟主的地位。如果没有冯雪峰支撑鲁迅的盟主地位，那么鲁迅这个“统战对象”，很可能就会因为不参加文艺家协会而丧失价值，甚至会被定罪为破坏联合战线的托派分子，而鲁迅及以鲁迅为中心的党内外作家，也就有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可能，所谓统一战线也就形同虚设。
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能够将一个融合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进步思潮的思想家，结合到左翼阵营，成为左翼思想和文化的导师之一，实际上为左翼进步力量增添一个深邃的精神资源，这是冯雪峰的大贡献之一。由于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心理和精神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结合马克思主义得出的左翼理论，超出了“正统”马列主义或僵硬的斯大林主义及庸俗社会学的范围，使他的思想不单具有深邃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具有现代世界的未来意义。没有冯雪峰帮助鲁迅理解和接受中共的路线政策，没有冯雪峰“神化”鲁迅成为左翼文学文化的精神领袖，没有冯雪峰向中共领导层的正面推介，鲁迅在1949年后中国的存在和影响，恐怕就要大打折扣。“喇叭”和“留声机”是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力的。新中国精神文化没有鲁迅，将是莫大的损失。
冯雪峰“神化”鲁迅如果只停留在树立偶像层面的话，他的贡献不会很大。他“神化”鲁迅除了使鲁迅更能为中共上下所接受之外，还使鲁迅成为新中国的“显学”。这“显学”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尽力保留和出版鲁迅的文本，还有众多有关的回忆录和史料。即使在“文革”期间，鲁迅的作品也能广泛流传，滋润荒芜凋零的文化园地，让人们精神上还能喘一口气，并以白纸黑字的沉默方式，如实地传播他的思想和精神，打破对他的种种改造和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冯雪峰“神化”的鲁迅背后其实保护着真实的鲁迅。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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